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常常是由翻译家及翻译作品牵着鼻子在走。只要看看书店书摊上稍有影响力的作品，就知道翻译是如何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严复所译的《天演论》，虽非西人著作中最伟大者，但已使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一代人曾为之陶醉。至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经典文献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则更是全赖翻译之功才得以为中国大众所知晓的。翻译的重要性已不待言。但由此也就生出些问题，例如术语翻译问题。术语翻译一方面固然可以丰富本族语，活泼学术风气，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玷污、破坏本族语，败坏学术风气。
中国学术界有很多人喜欢使用“悲剧”这个术语，表面上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中国人本来也有自己的悲剧、喜剧、正剧之类。但这个术语的风行显然与西方悲剧理论、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的引进相关。在古希腊语中，它叫τραγιχοτηζ，五四前被人翻译成“悲剧”，一直沿用到现在，由于其含义与中文原有的悲剧含义有部分重合处、也有根本不同处，所以学术界人一直长期误用，习焉不查。其实此词的希腊语含义主要不是悲，而是恐怖，它要求观众看了所谓悲剧后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情绪。恐惧什么？恐惧人所难以战胜的神、命运之类；怜悯什么？怜悯剧中人的悲惨结局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剧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语，很难译。如果硬要译，至少要将其中的主要含义如“恐惧”‘怜悯”感之类包容进去。实在译不出，也不妨采用唐朝翻译佛经的办法干脆“不翻”，而取音译法，通过注释和上下文，读者也就很快理解其真意了。如果图方便简单，随意译作“悲剧”，虽然有了一个可供把握的译名，却也多了一个引人产生误解的渠道。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按照自己的语文规范来理解它，望文生义，重点自然而然落在“悲”字上，如果理解成这是指的西方悲剧，则只是理解了西方悲剧的皮毛，因为一般人并不以为汉字“悲”里还有“恐惧”的含义。而事情有点滑稽的地方也正出在这里：若干中国学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竟以西方“悲剧”为准绳，断言中国没有悲剧。其实，他们的真意是想说中国没有亚里斯多德戏剧理论意义上的使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的剧，并不是说没有悲剧。难道《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之类不算货真价实的悲剧吗？顾名思义，悲剧就是令人悲哀、令人心酸的剧。何为悲哀？心中郁愤，可视为悲哀；泣下沾巾，当更应视为悲哀，此不待言。中国悲剧上演时，其悲剧效果最著者，可使“无一人不哭，”“观者万人，多泣下者”，以此为准绳，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悲剧颇符合悲剧的标准，而西方的所谓悲剧其悲的成分却相对少得多，所以西方倒是有点缺乏悲剧，因为西方的悲剧多不能使人泪下，可使人诚惶诚恐，却难使人心酸。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麦克白斯》其情节令人惨不忍睹处甚多，观众可因之毛骨悚然，却不会“泣下沾巾”，真是有负于那个“悲”字。这样一来，两种悲剧观，产生两种分析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术语翻译上。如果最初不把希腊语的τραγιχοτηζ翻译成“悲剧”，而翻译成别的更能确切表达原意的东西，那么，五四期间，王国维、朱光潜等先生关于中国有无悲剧的论战也就毫无必要了。仔细考察希腊语τραγιχοτηζ或英语的TRAGEDY，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将它们硬译成了“悲剧”，强行地霸占了汉语的“悲”字，强行赋予它原来没有的东西（例如，恐惧、怜悯、崇高感之类），然后，一些学者又再拿这被赋予了新意的“悲剧”概念反过来硬套在中国悲剧身上，并得出中国不是悲剧的结论。问题是术语翻译造成，仍可借术语翻译加以弥补或矫正例如我们可以提一个参考性的解决办法：1）将上述中西两大类剧都称为广义上的“悲剧”（其实，大多数的人平时有意无意地正是这么称呼的）；2）将西方悲剧τραγιχοτηζ译成“悲剧”；3）同时区别性地将中国悲剧称为“悲苦剧”。这样一来，既不会产生中国没有悲剧的荒唐说法，也不会产生西方没有悲剧的荒唐断言，可谓各得其所。也就是说，就大体言之，中西都有悲剧，只不过中国悲剧侧重在悲苦，西方悲剧侧重在悲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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